在夏至与端午节气节日交汇之际，一股清雅之风扑面而来。夏至标志着阳气达到顶峰，万物生长繁盛；端午则有扶阳避秽之意，人们沐浴兰汤。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节气与节日，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天地之气交汇、阴阳转化的重要时刻。民间食粽、插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缕等习俗，既体现了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也寄托了驱除疫病、迎接吉祥的美好愿望。此时，阳光最为炽烈，草木最为芳香，人心也格外温情。
本版特别邀请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的日光下，品味千年节俗的深邃与馨香。通过展示红色家书，体会信仰的真挚；通过解读《离骚》，感受屈原的广阔胸襟；通过观察今人亲手缝制的香包，领悟手作的郑重与温度；通过创新艾草花束的扎法，展现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变；通过阅览《端阳故事图册》中的旧俗雅趣，见证风俗的本真，让端午的清芬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笔墨间的家国情怀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千百年来，端午佳节不仅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更沉淀着穿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其中家国情怀尤为深厚。
97年前的端午节，年仅21岁的陈景星告别母亲，远赴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之路。一年后，革命形势严峻，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主动放弃暑期返乡机会，留在南京领导革命活动。在当年端午节过后不久，或许预感前路艰险，陈景星给远方的母亲写下了一封肺腑之言的长信。信中，他表达了对母亲辛劳的感激，以及自己立志为被压迫的民众谋求幸福的决心，认为若读书不能为社会带来福祉，便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英勇牺牲。这封写于动荡年代的家书，将孝亲之情与救国之志融为一体，使深沉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
在烽火岁月中，端午节写就的家书感人至深的故事屡屡上演。1948年6月10日，即江竹筠（江姐）被捕前四天，她在重庆万县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朴实无华的文字，饱含对亲友家人的思念；流畅的笔迹，展现了她历经磨难却意志坚定的风采。这封家书，既流露着脉脉温情，也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的坚定，让“小我”与“大义”交相辉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胜利的曙光逐渐照亮中国大地。1949年端午节之夜，正值历史转折点的渡江大军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临沂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信中，他详细叙述了渡江前后的见闻和感想。在信的末尾，他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作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通篇不见个人离愁，字里行间皆是革命者的勇气担当和对家国的殷切期盼，尽显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
在端午节写就并寄出的这些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的深切眷恋，另一方面又将这份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当。正如书法界所言“书品即人品”，通过这些信件的文字，我们可以窥见书写者高尚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这种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之中。
两千多年前，屈原怀抱石头投汨罗江，用决绝的方式将“家国”二字镌刻在端午的精神底色之中。这份家国情怀，又浸润流淌在浪漫而浩荡的楚骚文脉里。先秦时期的楚文化是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兼具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以及开放包容的气度、敢于创新的意识、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等文化特质。《离骚》等楚辞作品，不仅以独特的笔触连接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更表达了对家国深沉的思考，引起后世文人墨客的强烈共鸣。北宋文学家苏轼曾在《楚颂帖》中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情，计划效仿屈原创作《橘颂》，并命名一处亭子为“楚颂”。虽然此帖真迹已失传，但苏轼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却广为流传。
宋代以后，以苏轼为典范，一批书法家创造性地将楚辞的文学意境转化为书法艺术的点画笔墨，不仅丰富了书法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苏轼以行书构建的楚辞书法世界尚显单一，而到了元明时期，包含真、草、隶、篆、行等多种书体的楚辞经典篇章的主题性书法创作，则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吴叡的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的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的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各自的审美体验和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以家国之思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其中，文徵明尤为代表。他擅长书画，曾根据《九歌》绘有《湘君湘夫人图》，也多次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他87岁时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风神独具，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技艺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古代文人墨客借楚辞抒发情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托思念，笔墨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弥漫在缕缕粽香中，回荡在龙舟竞渡的呐喊声里，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一枚香包，承载千年风雅
每逢端午，人们都会追思屈原。佩戴香包的习俗，也与《离骚》中的香草有着不解之缘。许多人会好奇，屈原诗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所描绘的芬芳饰物，是否就是今日的香包？
从形制上看，战国时期的楚地尚未出现用布缝制的锦囊，屈原腰间佩戴的不过是用山野兰芷串联而成的饰物。然而，正是这缕草木的清芬，将高洁自持、矢志不移的君子气节融入了后世香包的精神内核。
另有人疑惑：“学术界普遍认为香包文化已有约3000年历史。屈原之前，香包早已存在。”确实如此，在中原地区，香包早已被纳入礼乐体系，当时称之为“容臭”。“臭”在此读作“xiù”，意为香气。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在近身侍奉长辈时，必须佩戴容臭，以保持香洁的仪容，恪守恭敬的礼节。
香包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在屈原之前，它主要停留在器物和仪轨层面。直到屈原在泽畔放歌，以芳草自喻本心，以清芬彰显气节，香包才得以超越物质层面，获得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内涵。
汉魏时期，佩戴香囊的风气遍及朝野。随着丝绣技艺的精进，麻囊逐渐演变为锦袋。在人生沉浮、相守不易的时代，香包成为了寄托情意的信物。东汉繁钦的《定情诗》写道：“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将情意寄托于肘后的香囊，恰如屈原将情怀寄托于腰间的香草。
大唐盛世，国泰民安，香包也日益精美。桃实、莲荷、瑞兽等各种造型层出不穷，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繁复精巧。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市井百姓，人人都佩戴香包，宫苑街巷弥漫着芬芳。文人墨客也常以香囊入诗，如白居易的“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以及元稹的“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时期，风雅之风盛行，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趋于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契合淡泊志趣。每逢端午，孩童佩戴虎头香包，祈求驱邪健体；老人悬挂寿桃香包，祝福延年益寿；文人雅士则偏爱素净的香包，不事雕琢，唯以香草砥砺心性，将屈原视为隔世知音。
到了明清时期，绣艺达到顶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各具特色。匠人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山河万象、花鸟千姿、人间百态绣于方寸锦囊之上。端午时节制作和赠送香包成为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蕴含的守善、重情、高洁的内核始终未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西洋饰品进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式微，古法技艺渐趋衰落。然而，蕴藏于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从未消散。如今，随着国风复兴和非遗的重新受到重视，当代匠人承古开新，继承的是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屈子情怀，开创的是造型、纹样、香方和功用上的新意。他们让千年香包蜕变为以传统匠心为根基、中医智慧为内核、国潮审美为外衣、现代生活为场景、人文情感为灵魂的全新文化载体。
有人将陕北剪纸的质朴趣味与江南合香的清醇结合，推出了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寓意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配宋韵雅色，辅以金丝银线，打造竹节龙舟香包，呼应端午竞渡的习俗，寄托节节高升的愿望；有人改良传统虎头香包，将猛虎化身为守护神，用于悬挂门楣或车载；有人根据《本草纲目》调制出具有安神、驱蚊、净味、祛湿功效的香方，将香包的功能扩展至香枕；还有人采纳《楚辞》中的香草入囊，让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子风骨的使者……
我时常在高校和社区讲授女红技艺，与大家一同制作香包。拈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同一次静心养性的过程。与流水线生产的冰冷划一不同，亲手缝制的香囊，每一处针脚都饱含温度，每一缕芳泽都诉说着真情。
在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寿辰之际，我曾为其创作了一款莲蓬香包挂坠，缀有莲花、明月、蜻蜓等配饰。其一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其二契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这既象征着书生报国的赤诚和师者润物的厚德，也展现了百折不挠的生命力。香包内填充了荷叶、薄荷、薰衣草，散发出清逸淡然的香气，与先生诗词的清雅之气相得益彰。先生对此香包十分喜爱，将其作为书房门挂。在当年的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了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的雅集，我与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的众多爱好者一同缝制了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给来宾。这些香包仿佛信物，邀请大家一同踏上诗教之路。
一枚小小的香包，既源自三千年前，也走向三千年后，将在你我的掌心，留下永恒的印记。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自古以来，吟咏端午的诗书画作不计其数。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一套极具生活情趣的岁时画作。这套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同八首清丽的小令，在绢素上依次展开，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完整的节日图景，展卷阅读，如同翻阅一部岁时笔记。
画作中蕴含的节令、物候与游戏之趣，首先便吸引了观者的目光。第一幅《射粉团》（局部见图）描绘了宫娥引弓欲射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中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绢上。端午“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已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赐枭羹》描绘的是将猫头鹰做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寓意驱逐恶人、奸臣。《采药草》展现了人们上山采撷百草的景象，古人认为端午这一天草木的药力最为强盛。《养鸲鹆》描绘的是饲养八哥并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用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了质朴的趣味。宫苑的雅致与山野的朴实，在这套册页中并行不悖。
画笔一转，便触及到端午节最动人的人伦之情。《系彩丝》中，晚辈俯身替长辈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此俗称为“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已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同洗粽叶、调配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拢于笔端。而《观竞渡》则描绘了岸边观众翘首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的情景，这是临水观舟的盛况，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
纵观这八开册页，更能体现徐扬在构图上的匠心。他以平和的视角描绘了宫苑、山野、水滨、庭院等不同场景，虽各具特色，却气息贯通，使观者在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之间往来游走。在笔法上，人物多以简练的笔触勾勒，不繁琐、不雕饰，造型秀逸生动。设色清淡雅致，以朱栏、绿树点缀其间，明丽而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风格。每开册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体现了“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力——一树一墙、一情一景，皆经过精心取舍，绝无冗余笔墨。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画作中融合了院体画的风格与文人画的趣味。徐扬祖籍苏州，出身市井，后供职内廷，其画笔既有院体的工整严谨，又带有江南的清雅疏朗。以丹青记录岁时民俗，宋元时期已十分盛行，至明清时期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徐扬继承了这一传统，既保留了宫廷绘画的端庄，又将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引入画作，使得宫廷游戏的雅趣与乡野采药的质朴在同一组画中和谐共存。这种“雅俗相融”，正是《端阳故事图册》区别于一般岁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