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这部由三代辞书工作者历时二十余载倾力打造的五卷本巨著，收录了15.7万余词条，总计超过1200万字，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的发展面貌。
二十余载的坚守
编纂一部大型词典是一项耗时漫长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编纂者具备深厚的学识、坚韧的毅力和深沉的情怀。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酝酿编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一重任，并与副主编韩敬体一道，带领团队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艰苦工作。
这项工作既是响应老一辈学者的嘱托，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与国际上如日本《日本国语大辞典》和《牛津英语词典》的不断扩充相比，中国在此类大型辞书领域存在空白。江蓝生表示，编纂《大现汉》是他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2005年底，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其中许多成员是新加入的，需要边学边做。尽管经历了项目调整和人员变动，但“坚持下来，绝不放弃”成为团队的共识。他们通过研读各类文献、利用语料库、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征求读者意见以及专家审稿等方式，逐步推进编写工作。二十余年间，编纂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有人从壮年到白发，有人从学生成长为业务骨干，这部词典也由此逐渐成型。
江蓝生在《大现汉》首发会上强调，要打造与中华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的辞书产品，帮助公众正确使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韩敬体则认为，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梦想与期望的集中体现。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指出，《大现汉》的问世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前辈学者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大现汉》在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而普通读者则反馈其“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江蓝生表示，他们的目标是编纂一本既可查阅，又可“阅读”的词典。
该词典收录了如百年前的“智识”（知识）、“除幕”（揭幕）等历史词汇，以及“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口语词汇，甚至包括因误用而流行的“回怼”等。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范畴，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
《大现汉》的编纂理念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这意味着它既关注词语当前的意义和用法，也追溯其演变过程；既提供准确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利用语料库等资源遴选新词。他们还专门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和散文，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搜集旧词语。编写组成员范文杰分享了工作中的趣事，即便是吃饭时想到一个词也会立刻记录下来，生怕遗漏。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使得团队在浩瀚的语言海洋中“淘沙拣金”，收录了前人未曾记录的有价值的词目。
王宁教授评价道，《大现汉》全面呈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并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捕捉了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幸运
江蓝生坦言，当初接下主编的担子是出于对这项工作难度认识不足，而能够坚持完成则源于责任感与使命感。她因长期伏案工作而饱受颈椎和腰椎疾病困扰，甚至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仍坚持在工作群中与团队沟通。她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能够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做贡献，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王楠介绍，许多参与《大现汉》编纂的年轻编纂者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工作的主力。苏颖作为编写组成员，认为榜样的力量、责任感、热爱以及团队的支持是她能够坚持下来的关键。她提到，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热心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和指导。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专业领域涵盖广泛，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科院和语言所的大力支持下，《大现汉》的编写工作获得了重点课题和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完善的岗位考核评价体系也消除了编纂者的后顾之忧。
学术积累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王楠回忆，刚加入社科院语言所时，每年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卡片。这种随时关注新词、新义的习惯已成为一种自觉。
王楠感慨道，人生最美妙的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结合。她认为，能成为《新华字典》（发行量约7亿册）的编写修订者之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大现汉》也必将成为一部让编纂者一生引以为傲的作品。
